第二节 战国之后的主要针灸流派

针灸学堂

第二节 战国之后的主要针灸流派

  古代医家在探索针灸学术的过程中，以不同内容为中心，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见解，形成了众多的学说流派，推动着针灸医学的发展。战国以后的针灸流派很多，按研究内容、学术思想划分，主要有重针派、重灸派、穴法派、手法派、刺营出血派、针灸药相须派、经穴理论派、中西医汇通派等。年

一、重针派

  重针派是指偏重于应用针刺治病，或对针具、操作等有独到见解、造诣的针灸流派。远古多用砭石、石针、魂石。春秋战国时代，石针已渐被金属针取代，并发展成九种形制（即《内经》所称“九针”）。之后还有竹针、陶针、金针、银针、铁针、钢针，现今又有“新九针”、合金针、梅花针、揿针等。古代擅长用针的医家各有特色，如《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涪翁侧重以针石疗病，他的著作有《涪翁针经》。《酉阳杂俎》记载北魏的句骊客用针，能贯毫发。史籍称唐代的甄权、宋代的许希，他们针技超凡。宋代无为军医张济也善用毫针治病。宋代邵博《邵氏闻见续录》记载他针顶心治久患脱肛，针目眦治伤寒、翻胃、呃逆等。金代张子和善用铍针，且功效卓著。

  古代医家之所以偏重用针治病，除了他们针技不凡外，还与针刺疗效迅捷有关。《标幽赋》列举历代名医以针刺治病奏效，甚至起死回生的事例激励后学，“高皇抱疾未瘥，李氏刺巨阙而复苏；太子暴死为厥，越人针维会而复醒”；“肩井曲池，甄权刺臂痛而复射；悬钟环跳，华佗刺躄足而立行。秋夫针腰俞而鬼免沉疴，王纂针交俞而妖精立出”。在《流注通玄旨要赋》中说：“以见越人治尸厥于维会，随手而苏；文伯泻死胎于阴交，应针而陨。
  依据针具形状、材质与选穴时间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支派。

（一）重毫针派

  《内经》《难经》对针刺特别重视。《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先立针经”，《素问·八正神明论》也说“先知针经”，均将《针经》放在重要的位置。《内经》中还引述了远古《九针》《针经》《刺法》等文献，凸显了重针倾向。该书的针刺内容非常丰富，如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泻刺、毛刺、巨刺、烨刺、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短刺、浮刺、阴刺、傍针刺、赞刺、半刺、豹文刺、关刺、渊刺、合谷刺等，异彩纷呈。
  在元代之前，我国的针灸名医以中原北方地区居多；元代以后，称雄针坛千余年的北派，已呈“王气黯然收”的态势，逐渐为崭露头角的高武、杨继洲等取代而后来居上，显示出我国针灸的主流派系向南偏移的局面。金元时期是我国文化大举南移的年代，中原地区又是南北交汇的要冲，是一个利于四面八方学者交流的地区，学术观点在此碰撞而擦出火花。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了众多的学说与流派，仅河北一省，就相继涌现了李东垣、刘完素、张洁古、窦材、窦默、罗天益等大批顶级中医大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催生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针灸学中出现了温补（窦材）与攻邪（张子和）两大流派。其中，窦默是重针派的代表。

  窦默以善用针法而蜚声针坛，青年时期，窦氏备受金元战乱之苦，从河北避难到河南及湖北，从“山人”宋子华处得到《流注八穴》的抄本，据说此书是“少室山隐者”所传。1232年，窦氏避乱至蔡州，遇到从山东过来的名医李浩，向其学习《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子午流注针经》等书及针灸手法，终于在医道方面卓然成家。他认为针刺是治病的妙法，提出“拯救之法，妙者用针”（《标幽赋》）、“必欲治病，莫如用针”（《流注通玄指要赋》），对针刺治病推崇有加。他还提出了很多毫针操作手法，如“ 捻针之法"“补泻手法”“呼吸补泻”“寒热补泻”“生成数法”“手指补泻”“ 迎随补泻” 和进针、出针、留针，以及动、退、 搓、进、盘、摇、弹、捻、循、扪、摄、按、爪、切14种手法，为明代针刺手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凌云是另一位重毫针派的杰出人物。《明史，凌云传》记载了凌云初学针的过程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 凌·····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日：·汝欲生之乎?1日：‘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病无不效····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日归安凌氏。”在《明史·方伎传》中，载有其五例验案，以下为其中两例。

  其一：“有男子病后舌吐。云兄亦知医，谓云曰： ）‘此病后近女色太早也。舌者心之苗，肾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阴虚。其穴在右股太阳，当以阳攻阴。’云日：湖然。’如其穴针之，舌吐如故。云曰： ·此知泻而不知补也。’补数剂，舌渐复故。”这是一则患者舌吐症针未效而辅以进补药而愈的案例。
  其二：“金华富家妇，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云视日：是谓丧心， 吾针其心，心正必知职·····用凉水喷面，针之果愈。”这是一则丧夫而致“丧心病狂”的少妇，经针其心而愈的验案。虽未指明何穴，当属巨阙或十三鬼穴之“鬼心”（即心包经之大陵穴）。

  重毫针派探讨的学术重点是气至、得气等临床问题。比窦默小四岁的罗天益，是其私淑追随者之一。他在《卫生宝鉴》中收录了一则用灸的医案，提到他治一患者， 用灸无反应，预后不佳。他曾“学针于窦子声先生”，忆及先生有“气不至者无效”之说，于是大胆推论，“悟及用灸亦然”，把气至移作对灸法效应预后的判断，突破了只有针刺需得气的常规思维，对窦氏气至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挥。

  窦氏气至说对王开、王国瑞的影响较大，王国瑞在《标幽赋》的注解中说：“气至穴下若鱼吞钩，若蚁奔走，或浮或沉也。”以“若蚁奔走，或沉或浮”形象地描述针感，生动逼真。又说：“穴下气不至，若虚堂无人，刺之无功。”他提出了“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失其时，勿失其气”的针灸名言，将选择刺激经络的重要性提升到穴位之上，把针刺得气的重要性置于选择时机之前，可称真知灼见。

  明代刘纯撰有《医经小学》《玉机微义》，均涉及针灸。《医经小学》中提到针法“待气候针沉，气若不至来，指甲切其经”，得气之后，还要“提针向病（所）”，这也是受到窦氏学说的影响。杨继洲《针灸大成》记载了许多窦氏的针刺理论，仅举一例就足以证明他奉窦氏学说为圭臬。《针灸大成》记载针治“心痫”案称，该患者病数年，杨氏用窦氏八法开阖针刺照海、列缺等穴，“其针待气至，乃行生成之数而愈”。杨氏用真实体验，验证了窦氏气至理论的指导意义。楼英对针刺得气、感传，也有可贵的发挥，认为此气即“谷气”，在《医学纲目》中记载：针猝心痛取上脘，针感是“觉针下气行如滚（热）鸡子人腹为度”；治腰痛针气海，“令人觉从外肾热气人小腹”。这些细微的描述，丰富了窦氏的得气理论。

  江西弋阳的徐凤，更是窦氏针法的传人，他的《针灸大全》收载有窦氏《标幽赋》《窦氏正公八穴流注》等。该书专论刺法的《金针赋》序言中提到，作者曾学针法于倪孟仲，又从学于彭九思，并传习窦汉卿的针灸书及梓岐风谷飞经走气补泻法。《金针赋》论述了针刺手法，对于如何激发针感、诱导针感、调控针感，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大大丰富了窦氏气至、得气理论。

（二）重铍针派

  铍针，《灵枢》《素问》均有记载。杨继洲《针灸大成》称“绯针，一名铍针····今名剑针”，这种针的形制，古称“长四寸，广二分半”“形如剑锋”，多用于外科治疗痈疽排放脓液，主治痈脓、大脓、成脓血、骨病等。

  金元时期张子和用铍针放血，屡获奇效。张氏治病主张攻逐病邪，邪去正安，常用汗、吐、下法及铍针放血，在《儒门事亲》中提出“发汗与出血相通” “针同发汗” “出血与发汗，名异而实同”，其放血特点是运用铍针多、刺激部位与针数多、出血量多等。

  善用铍针放血者，还有清代喉科医家郑梅涧，他在《重楼玉钥》中提出“三针”（即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前两说用铍针（有时也用针刀）挑刺患部或他处治疗咽喉肿痛。喉病多由风邪人侵，郁热风火相搏，致气血闭涩、凝滞而不能流通，风痰上攻，结成热毒之故。此法可疏通经络，祛风解毒。

（三） 重锋针派

  锋针，为古九针之一。《灵枢·九针论》：“简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今已习称三棱针，“锋针而今三棱名”（《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锋针有通营卫、泻热出血的作用，主治“痈热出血”“瘤病”“病在经络痼痹”“筋病”等。清末夏春农善用三棱针治喉病，著有《疫喉浅论》。“疫喉”即流行性喉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咽喉肿痛糜烂，肌肤出现丹痧。夏氏分刺、刮、吐三步治疗，即先用三棱针刺少商出血，必要时加刺患部出紫血或阳交穴放血以泄其毒，再与刮法、吐法配合，疗效颇佳。

（四）重皮肤针派

  皮肤针，又名七星针、梅花针、丛针、小儿针等。即将5~7枚数厘米长的粗针捆扎后，再嵌于竹木等材料，制成数寸长的筷箸状小杆的一端，医者执其柄杆以敲击体表的针具。此派注重这种针具的应用，今已成为一个较有特色的支派。

  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记载了“箸针”的制作与操作方法，“用粗线针扎在箸头上，在患处点刺出血”。又说：“用粗线针二条， 将竹箸一头劈开，将针离分半许，夹在箸头内，以线扎紧······用针蘸油烧红，向患顶重手刺人五六分·····当代学者孙惠卿，受民间用“柳条抽打”治疗疟疾的启发，将钢针（或缝衣针） 5~7枚捆扎后，将针柄嵌于竹箸一端，名为“保健针”，敲击体表治病，用于治疗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科多种病症，特别是皮肤病应用较多。1949 年后，武汉医学院第附属医院组织师生传承此项技术， 并整理编写了《刺激神经疗法》。1956 年，孙惠卿调至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设培训班传授技术。

（ 五）重金针派

  这里的“金”字，乃指狭义的黄金、赤金而言。此派是对制针材质有特殊选择的一个支派。重金制毫针应用的代表人物有黄石屏，撰有《针灸诠述》。1914年，黄氏为袁世凯治头痛，方慎庵在《金针秘传》中记述了他跟随黄氏进京为袁氏针百会、风池、风府等治病经过，并称应手而愈，袁氏“称奇不置，厚谢而归”。

  《针灸诠述》介绍了针的材质：“顾铁之本质太粗，而针以炼精金为贵····金针之善有三：性纯而人肉无毒，一善也；质软而中窍无苦，二善也；体韧而经年无折，三善也。”并详细介绍练针法：“先用竹签戳粉壁上红圈，每戳必中后，逐渐缩小圈之直径，缩至小点为止。此时改用一般金属针，再改用金针练，做到深人墙中，而不弯，不断，且准确命中为止。”

  黄氏 金针传人，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叶德铭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叶心清两兄弟，均用金针治病，并称其术受之于黄氏弟子魏庭兰（一作南），可见其薪火相传、渊源有自。

  除上述重针支派外、还有火针派、温针派、电针派、芒针派、头针派、耳针派等。

二、重灸派

  重灸派是指重用灸法防治疾病，或对某一类疾病使用特殊灸法有独特见解、疗效显著的针灸学派。古代灸法多用艾炷灸，由直接灸发展到隔物灸。明代出现了用艾条施灸，并在艾条中加人药物，分为有药艾条和无药艾条，其中有药艾条，依据加人的药物组方不同，又分雷火针、太乙神针等不同类别。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葛洪、陈延之、王焘。

  灸法在《内经》中常与针刺、砭石、药物并列，各有所施，据证而治。《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可见当时已有汤液药物为内治法，砭石、针灸为外治法的雏形。《灵枢·官能》云“针所不宜，灸之所宜”，说明灸法的主治范围和作用性质与针法不同，对经脉陷下、络脉结聚和阴阳皆虚的病人可用艾火灸之。《素问· 异法方宜论》云“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说明寒证是灸法的主要适应范围。《灵枢·背腧》记载艾火补泻法，对后世灸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魏晋至唐宋是灸法的盛行时期。魏朝曹翕《曹氏灸方》为最早的灸法专著，可惜早已亡佚。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了禁灸穴位、误灸后果、艾炷大小与疗效的关系和灸治取穴法等。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急症的用灸方法，如艾炷、隔盐、隔蒜、川椒、黄蜡、艾管熏灸等。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灸疮发洪”说、“五脏中风灸背俞”说。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完善了灸法的理论，提出“灸之生熟”说，要求根据施灸部位、患者病情、体质、年龄确定灸量；还提出施灸的顺序、体位要求，强调早灸，尽量早治及灸疗防病，丰富发展了隔物灸法。他还拓展了灸治的病种，特别是在热证用灸上，提出对热毒蕴结的痈肿，用灸可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对黄疸、淋证等温热病，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等均可用灸。王焘《外台秘要》弃针而用灸，主张艾炷灸的壮数要根据病变性质和施灸部位而定，书中记载了崔知悌灸骨蒸法等处方。唐代已有专门施灸的医生，称为“灸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吴蜀多行灸法”，说明当时灸法盛行。
  宋代，灸法专著大量问世，如《备急灸法》《灸膏肓俞穴法》《西方子明堂灸经》大量介绍急性病症、外科病的灸治方法。窦材提出用灸扶阳理论，从临床治疗、摄生防病等方面强调阳气的重要作用，《扁鹊心书》提出“保扶阳气为本”，提倡“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把用灸扶阳摆在重要的位置，“ 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窦氏用灸壮数多，一般每穴百壮， 甚至五六百壮。窦氏将宋代名医许叔微灸补肾阳、罗天益灸补脾胃学说发展成为脾肾双补学说，完善了温补学派的理论。

  明代张景岳认为，灸有温通经络、驱散寒邪、解阴毒、温脾肾、回阳救逆等作用。清代吴砚丞《神灸经纶》总结了清以前灸疗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重灸派理论。
  古代重灸派，从操作方法上分，有化脓灸派、隔物灸派、药条灸派等；从适应证上分，有热证忌灸派与热证可灸派、急症用 灸等临床灸派。

（一）化脓灸派

  晋代《诸病源候论》《甲乙经》记载了发灸疮说，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灸得脓坏，风寒乃出；不坏，则病不除也。”宋代王怀隐等所编的《太平圣惠方》云：“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瘥；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闻人耆年在《备急灸法》阐述了灸疮与所患疾病、所灸部位的关系。南宋的王执中、窦材，明代的徐春甫、徐凤、龚廷贤、李梃等都支持这种说法，并提出了很多发灸疮的方法。有的外用热敷，有的外涂辛温通散生肌之品，有的内服滋补之剂等。清代，李守先在《针灸易学》中说“灸疮必发，祛病如把抓”，认为只有灸疮发，才能治愈疾病，否则不能奏效。虽未免言之过激，但涉及灸疗的刺激量，值得注意。

  对减轻烧灼痛，古人提出了许多方法，如《扁鹊心书》记载内服睡圣散，实即全身麻醉法；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提出“挑筋灸癖法”，“用药制过的纸擦之，使皮肉麻木”，即局部麻醉法；《外台秘要》载瘰疬灸法，用麻花与艾绒混合点燃，亦有局麻之意；《寿世保元》记载“着艾火，痛不可忍，预先以手指紧罩其穴处，更以铁物压之，即止”的指压局部麻醉法等。

（二）隔物灸派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灸器等隔物灸法，备受历代医家的推崇。元代朱丹溪对隔物灸应用较多，在《脉因证治》《丹溪手镜》《丹溪心法》等著作中，用到的隔物灸法有隔蒜、隔甘遂、隔头垢、隔盐、隔皂角、隔姜、隔附子饼等，治疗病种也很广泛。
  明代的薛立斋在隔物灸治外科疾患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如用隔蒜灸拔毒消肿、用隔豉饼灸治疗肿硬不溃或溃而不敛、隔附子饼灸用于疮陷而脓水清稀、隔香附木香饼灸用于肝气郁结之证等都有独到之处。

  中医文献记载，历代所用的隔物灸间隔物约有40种，除上述药物外，还有隔薤灸、隔韭灸、隔葱灸、隔蟾灸、隔鸡子灸、隔虫灸、隔碗灸、隔核桃灸等，包括植物、动物、器皿等，其方法之多，不胜枚举。

（三）艾卷灸派

  艾卷灸法见于明初朱权的《寿域神方》，“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待腹内觉热，汗出即瘥”。这种方法称为实按灸，当时的艾卷并不掺药末。后来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杨继洲《针灸大成》记载，艾绒中加人麝香、穿山甲、乳香等药末，并名之为“雷火神针”或“雷火针法”。清代的范毓騎、李学川、陈修园、孔广培等加人的药物又有不同，并名为“太乙针”“太乙神针”。叶桂的《种福堂公选良方》中更有“三气合痹针”“百发神针”“消癖神火针”“阴证散毒针”等名称，所用药物不同，治疗病证也各有所异。记述此法的专著有清代雷少逸的《雷火针法》、韩贻丰的《太乙神针心法》、周雍和的《太乙神针附方》、陈惠畴的《太乙神针方》等。现代常用的艾卷灸法、药条灸法均由此发展而来。

（四）热证可灸派

  明代龚居中在《红炉点雪》中明确指出，灸法可治疗寒热虚实诸证，虞抟《医学正传》及汪石山《针灸问对》对此做了解释：“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李梃《医学人门》亦载此颇具颠覆性的学说。

  其实，“热证可灸”说在明代以前已有不少医家做了论述，如刘完素、李东垣等人的著作中已有提及。朱丹溪在理论上也早有阐发，认为热证用灸乃从治之意，灸法之所以能用于阴虚证，是因为灸能补阳，“阳生则阴长”之故，把“ 热证可灸”上升到了理论。

  但是，也有很多医家主张热证不可灸，代表人物是张仲景，他把热证用灸的不良后果描述得十分可怕，甚至认为可以导致生命危险。还有明代张景岳、清代的王孟英等也持这种观点。

（五）炼脐派

  炼脐是用不同药物以适当的剂型填敷脐中施行隔物灸的一种方法，是中医温补派在灸法方面的发展，这一流派代表医家有李梃、龚廷贤。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脐部填药、敷药的记载。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了脐部施治的方法：“凡中喝死···屈草带，绕喝人脐，使三两人溺其中，令温····”·即通过人尿的温热作用于脐部来治疗疾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也有“以盐纳脐中，灸二七壮”治疗霍乱及“救卒中恶死，灸脐中百壮”等记载。皇甫谧提出脐部可灸不可刺，“脐中，神阙穴·····灸三壮，禁不可针刺，针之令人恶疮溃矢出，死不治”（《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也有很多记载，如盐填脐部加灸治疗霍乱、腹鸣、泻痢等消化系统病变；用苍耳子烧灰敷脐治疗脐部流水不止；杏仁捣泥与猪髓混合敷脐治疗小儿脐部红肿等。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也有用盐敷脐治病的记载。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严氏济生方》也记载了许多填脐的方剂。

  明代李梃重元气，在脐部保健施灸，创立了炼脐法，为后世脐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医学入门》记载有彭祖固阳固蒂长生延寿丹、接命丹、温脐种子方、温脐兜肚方等多种方法。

  龚廷贤非常重视脐疗法， 如抢救溺死、霍乱已死、阴证腹痛冷极、卒中暴厥等病选用脐中一-个穴位施灸以回阳救急；并提出“熏脐法”，在《寿世保元》记载了“益府秘传太乙真人熏脐法”。龚氏认为用艾火熏脐，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脐部施行隔物灸， 是对保健 灸法的丰富和发展。

  此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用五倍子研末敷脐治疗盗汗、自汗，用黑牵牛子末敷脐治疗小儿夜啼等病案。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记载用炒盐满脐后加姜片盖定灸可治妇人血冷不受胎及多灸脐部延年等验案。

  由于炼脐独穴派的方法独特， 疗效显著，在清代备受重视，中医外治大师吴师机在《理淪骈文》中提出：“中焦之病，以药切粗末炒香，布包敷脐上为第一捷法。” 其中记载的“太乙真人熏脐法”，所用药物达17味， 通治劳伤、失血、男女科病变，使“炼脐”治病的范围更加广泛。

三、穴法派

  穴法派是指注重临床选用穴位的学术流派。穴法派形成的基础，与针灸学术理论的形成密切相关，《内经》记载的经穴、穴法理论已比较丰富。《灵枢》中的辨证取穴，不仅初步形成了按病因、八纲、经络脏腑辨证方法取穴，而且确立了局部取穴、周围取穴与远隔取穴的原则。《内经》论述各种疾病的针灸处方包括了四个方面：

  取腧穴，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提出肠鸣、泄泻，伴有“当脐而痛”者，用上巨虚；《灵枢·四时气》提出“著痹不去”“肠中不便”用足三里；《灵枢·刺节真邪》记载耳聋刺听宫；《素问·骨空论》提出灸治寒热病，用“绝骨之端（阳辅穴）”、关元。

  取经络，如《灵枢·根结》称“痿疾者，取之阳明”，“暴病者，取之太阳”；《灵枢·寿夭刚柔》谓“久痹不去身者”，刺血络“尽出其血”；《灵枢·忧恚无言》治疗失音，刺足三阴，泻其血络。《素问·刺疟论》谓“少阳之疟刺少阳”，“厥阴之疟刺厥阴”；《素问·刺热》谓肺热刺手太阴、阳明，肝热刺足厥阴、少阳。

  取部位，如《灵枢·官针》提出远道刺法是“病在上，取之下，刺腑输”；治疗心痹用偶刺法，选择部位是“一刺前，一刺后”；《灵枢·终始》提出取穴的原则是“ 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胭”；《素问·骨空论》记载治疗憎风“取眉头”。

  取病所，《灵枢·官针》提出用“报刺”法治疗“痛无常处”，要针“病所”；《灵枢·经筋》对四季的各种痹证取穴，均“以痛为输”。《素·骨空论》记载冶疗胭痛，要“刺痛上”

  《内经》 的取穴理论对后世辨证取穴派有很大影响。如王叔和《脉经》中多提取经，而不涉及具体穴位，说明他继承发挥了《内经》理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对穴法派的影响更显而易见，如巢元方治疗风病取风府、风池，与仲景太阳表虚证用风府、风池，扶正祛邪理论一脉相承。李东垣、罗天益治脾胃病，取足三里、中脘等穴，是从《内经》“取病所” 理论发展而来的。《难经》论述了奇经八脉的病候以及原穴、八会、俞募、五输穴的应用，对后世的辨证取穴支派有重大影响。如王叔和对俞募的应用，皇甫谧对五输的应用与发展即可证明。

（一）以痛为输派

  以痛为输派是穴法派的-一个支派，又称反应点派、阿是穴派、动穴派。这二学派的核心内容是以疾病在体表的反应点作为选穴治疗依据，学术导源于《内经》，形成于宋代，代表人物是王执中。

  以痛为输，是针灸医学中的一-类特殊腧穴，在《内经》中记载了该类腧穴的性质特点。《灵枢·经筋》曰“以痛为输”；《素问·缪刺论》日“疾按之应手如痛，刺之”；《素问举痛论》说“寒气客于背俞之····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素问·骨空论》中说“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以上说的痛点、热感、舒适感、特殊感觉（或现象），均可作为治疗的穴位。

  唐代孙思邈提出“阿是”取穴法，按捏其病痛部位，病人有舒适或痛感，即可以作为灸刺的穴位。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和明代吴昆的《针方六集》称之为“不定穴”，明代楼英撰写的《医学纲目》称为“天应穴”，还有医家称为“神应”“痛应”等。日本医学书籍中称为“扪当穴”，扪当，指取穴位置，即医家以手探寻疼痛的部位。

  宋代针灸学家王执中应用《内经》的“以痛为输”思想和孙思邈的“阿是”取穴理法，提出“按之酸疼是穴”说，在《针灸资生经》中多以按压之处是否酸疼作为刺灸的部位。如痨瘵取膏肓穴，以“按之酸酸”或“疼甚”定位；治“足杂病”以按之酸疼处施灸；治偏风、便血“按之酸疼方灸，不疼则不灸也”。
  现代医家还将“以痛为输”验之临床，如承淡安《针灸医学》记载一例遗精患者， “ 先用常规穴针刺未效，乃于横骨穴找到压痛点，针一次奏功，但压痛未消失，后复发，再刺压痛处等，待三次后，压痛现象消失，遗精也未再发”，说明压痛敏感点与疗效有关。

（二）辨证取穴派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记载了数百种病症的针灸选穴处方，确立了辨证取穴的规范。由于孔穴数量甚多，历代医家选穴偏重不同，因而穴法派又有选原穴、八会穴、俞募穴、五输穴等若干选穴支派。王叔和对五输穴、俞募穴应用别具见地，他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对20多种脉象及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所用俞募名称部位等做了说明，如“肝病，其色青，手足拘急，胁下苦满，或时眩冒，其脉弦长，此为可治，宜服防风竹沥汤、秦艽散。春当刺大敦，夏刺行间，冬刺曲泉，皆补之；季夏刺太冲，秋刺中郄（ 中封），皆泻之。又当灸期门百壮，背第九椎（当属肝俞、筋缩）五十壮”，说明了辨证选用五输穴和募穴的方法。

  巢元方对经络病机进行了发挥，在《诸病源候论》中论述中风等疾病的辨证取穴，如心中风，表现为“但得偃卧，不得倾侧，汗出，若唇赤汗流者可治”，方法是“急灸心俞百壮”；肝中风，“急灸肝俞百壮”；肾中风，“急灸肾俞百壮”；肺中风，“急灸肺俞百壮”。

  张洁古、云岐子、罗天益用“大接经”针十二井穴治中风有独到之处，其后杨继洲又有发挥，治疗范围有所扩大，《针灸大成》“十二经井穴图”即据此经验总结而来。窦汉卿把从宋子华那里得来的秘传“流注八穴”应用于临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把八脉交会穴主治扩展为每穴治疗二三十种病证。杨继洲加以发挥，病种扩大增加。还有刘瑾的《神应经》论述了400多种病证的处方选穴，丰富了辨证取穴内容。

（三）循经取穴派

  在穴法派中，还有医家强调经络的应用。这一派一般不提某症用某穴， 仅提取某经，岐伯、王叔和即是如此。李梃《医学人门》也说：“《灵枢》杂证论某病取某经，而不言穴者，正欲人随经取用。”至于如何随经取用，李氏说：“大概上部病多取 手阳明经，中部足太阴，下部足厥阴，前膺足阳明，后背足太阳，因各经之病而取各经之穴者，最为要诀。”后来由于取经学说难于掌握，有逐渐被穴法取代的趋势，故清代徐灵胎深表惋惜，他在《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古人取经，今人只知取穴，亦为一失。”今天看来，穴位主治作用没有绝对的特异性，同经穴位的作用共性较多，《内经》及后世一些医家之所以强调取经，是有临床指导意义的。

（四）按时取穴派

  按时取穴，近人称为时间针灸学，此派崛起于金元时期。这· 学派把气血在人体经脉的流注盛衰时间作为选用穴位的依据，学术思想导源于《内经》《难经》， 代表人物为金代的何若愚。

  何氏撰有《流注指微针赋》，是子午流注的早期专著，此书经元代窦桂芳收入《针灸四书》，扩大了它的影响。经明代徐凤的发挥，成为今天的子午流注纳甲法。高武的《针灸聚英》记载了子午流注纳子法，丰富完善了子午流注内容。明代中期李梃据《针灸大全》之法，演绎成多元子午流注开穴法，扩大了子午流注的选穴。

  按时取穴方法还有飞腾八法和灵龟八法，是在窦汉卿“八穴流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者见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两法并见于徐凤的《针灸大全》。此外，窦氏在《标幽赋》中还提到“一日取十二经之原”的按时开原穴法，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载有“十二经夫妻相合逐日按时取原穴法”，都是按时选穴的内容。

四、手法派

  手法派是指注重毫针操作，提高临床疗效的针灸流派，其学术内容包括毫针进针、出针、候气、行气、补泻等内容，宋代以前都遵《内经》《难经》之说，到了金、明时期逐渐兴盛，形成学术流派。代表人物有席弘、陈会、刘瑾、杨继洲等。手法派与重针派不同，前者主要是指操作手法，后者指治疗工具，讲究操作手法的工具主要是毫针，故二者关系又十分密切。

  《内经》记载的补泻手法有迎随、徐疾、呼吸、开阖几种。不同时代、不同医家对“迎随”有不同的理解，《内经》中的“迎随”并非具体的操作术式，而是对补泻的统称；“徐疾”是对针刺补泻主要特点的概括；“呼吸”“开阖”是补泻手法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独立的补泻操作方法。后世医家总结并应用了提插、捻转手法，成为补泻手法的主体内容。《内经》针刺补泻概念的形成，主要基于对自然现象及生命活动的认识，体现古人对生命活动朴素的、直观的思维方式，如补法由浅而深，徐徐进针以使“气人”，气下后，疾出针，按针孔，则气不泄：泻法疾进针而缓缓出针以引气外出，出针时边出针边摇针，摇大针孔，排邪气外出。

  金元时期窦汉卿对针刺手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捻转补泻“随济左而补暖，迎夺右而泻凉”等具体操作方法的雏形。自金至明代，是针刺手法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金针赋》是手法派形成的标志，其中记载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等复式手法，成为针刺手法的核心内容。

  明代的手法研究与争鸣，基本上是围绕针刺补泻的作用和复式手法展开，影响较大的医家有高武、李梃、汪机、杨继洲等。高武《针灸聚英》中解释了14 种复式手法，但又认为这是“巧立名色而已，求针之明，为针之晦”，可见对针刺手法的不同看法和争论在明代就开始了。汪机对针刺理论与手法多有发挥，对有争议的问题，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针刺有泻无补”，但他在施术中并非完全否定补泻，而是主张务实求是，他以提按、徐疾、捻转为纲论述各种手法。楼英在《医学纲目·刺虚实》中记载了补泻的操作：“盖补者针入腠理，得气渐渐作三次推纳，进至分寸。《经》所谓徐纳疾出，世所谓- -退三 飞，热气荣荣者是也；泻者宜针人分寸，得气后渐渐作三次动伸，退出滕理，《经》 所谓疾纳徐出，世所谓一飞三退，冷气沉沉者是也。”后世医家进一步发挥， 将进、退、动、伸手法，理解为提插手法中的重插、重提、轻插、轻提等概念。

  杨继洲阐述了针刺补泻的原理，创造性地发挥了《内经》“ 迎而夺之”“ 随而济之”的内涵，认为迎随是“针下予夺之机”，它包含了徐疾、提插、捻转、呼吸等手法的内容，发展了《难经》关于“所谓迎随者，知荣卫之流行，经脉之往来也，随其逆顺而取之，故日迎随”的论述，使补泻有理论原则可依，有具体操作可凭，将手法的理论与临床有机结合，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一）单式手法派

  单式手法（又称辅助手法）是指协助进针或加强针刺效应的操作方法。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提到“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说明针刺时左右手要相互配合。《素问·离合真邪论》提出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努之等辅助式手法，以助针刺得气。《难经·七十八难》对此阐述发挥说：“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当刺之时，必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金代窦汉卿提出了动、退、搓、进、盘、摇、弹、捻、循、扪、摄、按、爪、切14种单式手法，经《金针赋》的继承，成为针刺手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后由杨继洲进行整理，成为杨氏“下手八法”。

  当代针灸学家张缙把单式手法归为24种，即作用在穴位、经脉的有揣、爪、循、摄法；作用在针身上、左右转动者，有摇、盘、搓、捻法；上下运动操作有进、退、提、插法；作用于针柄的有刮、弹、飞、摩法；进、出针后，在穴位上操作的有按、扪、搜、拨法，从而使单式手法的分类和作用更加详细、明确。

（二）捻转手法派

  《灵枢·官能》记载补泻转针只分“微旋而徐推之”或“切而转之”，即以轻微的前后转动为补法，较大的转动达到“其气乃行”为泻法。那时还没有左转、右转的区分。唐、宋以来，才区分左转和右转，以左转为补，右转为泻。理论上还将左右转针与子午、顺逆、升降、龙虎等概念结合起来。

  捻转手法经席弘、陈会、刘瑾针派的倡导，成为针刺补泻手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针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金针赋》从男女的区分上做了推演，又区分上下部（腰以上、腰以下）和上下午（早、晚）。《医学人门》将这种区分具体化，既分左右侧，又分上下肢（手足）、阴阳经，构成了一-种最为烦琐的捻转补泻法。

  捻转补泻法有合理的内容，如近代临床应用的热补凉泻手法即以左右捻转为基础，能取得不同的效应，说明左转和右转的区分确有实际意义。再如双手运针在临床上也很有应用价值，宜作为针刺的基本技能来训练。但左右转针后来加人了多种附加条件，且愈分愈繁，不免脱离实际。转针区分男女、左右、上下，明代汪机和杨继洲均提出质疑，认为营气、卫气的运行：“但分昼夜，未闻分上下、男女；脏腑经络气血往来未尝不同也，今分早晚，何所据依?”高武《针灸聚英》更直率指出：“男女气血上下之分，固非《素》《难》意，亦未必然也!”又说：“捻针左右已非《素问》意矣，而人身左右不同，谬之甚也!”席弘一派的传承经历宋、元、明时期，其时道教盛行，这- 流派的发誓饮丹、用针念咒等做法，莫不与此有关。

（三）补泻量化派

  《内经》记载针刺补泻手法的操作轻重是补法较轻，泻法较重。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说“补重泻轻”，“ 补泻之时，以针为主，重则为补，轻则为泻，虽有分寸，得气即止”。说明古人对补泻手法孰轻孰重有不同认识。明代杨继洲提出“刺有大小”的见解：“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日补，阴上之日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唯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针灸大成》）此是指无论补法或泻法，都分“平”与“大”，也可以说是“轻”和“重”。

  平补平泻是一种较轻的补法和泻法，是指不分层次的单式补泻手法。补就是要引阳气深人，泻则是引阴气外出，以期达到内外之气调和。而大补大泻，则须分天、地两部，或天、人、地三部，对每部分别进行“紧按慢提"的补法或“紧提慢按”的泻法，以使内外之气相通。平补平泻与大补大泻的区分主要在于是否分层。这一-分法说明补法不单纯是轻刺激，泻法也不单纯是重刺激，而是补法有属于轻的“平补”，又有属于重的“大补”，泻法也有轻的“平泻”，又有重的“大泻”。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部位等不同情况选择恰当的补泻法。

  近代医家承淡安用兴奋、抑制、强刺激、弱刺激解释针刺补泻：“手法古今不同，就古法而言，目的在乎补泻；以新理论，则为抑制与兴奋。”针灸家朱琏更明确指出轻重刺激与兴奋、抑制的关系，她在《新针灸学》中说：“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即强刺激与弱刺激。强刺激可使神经由高度兴奋转为抑制，所以强刺激又叫抑制法；弱刺激能使神经适当地兴奋，所以弱刺激又叫兴奋法。”“刺激”是较为单纯的物理学概念，从力学角度看，只是个作用力大小问题，还没有包括作用力的方向和时间。而针刺补泻手法还包括进出针的快慢、呼吸的配合、针孔的按压、提插的深浅与轻重、捻针的方向与角度大小等，补泻的作用是调理阴阳，这与刺激强度仅以兴奋和抑制效应为转归，有较大的不同。补泻手法的量化对临床有直接的意义，应根据不同病情掌握合适的治疗剂量。

五、刺营出血派

  刺营出血派是指以刺血作为主要治疗手段的针灸流派。《灵枢·寿夭刚柔》有“刺营者出血”之说，把以出血为目的的刺法称为“刺营”，与今天人们习称的“刺络”有别。为避免“出血只刺络脉不刺经脉”的误解，故称之为“ 刺营出血”。该学派起源于《内经》，发展于唐宋，形成于金元，丰富于明清，完善于当代。历史上擅长刺血的有华佗、张子和、汪机、薛己、郑梅涧、夏春农等。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使用砭石放血排脓，治疗外科疮疡痈疖。马王堆帛书中有砭石刺血治病的记载，“ 颓，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睢旁”（《五十二病方》），是指用砭石将阴囊后部的外皮刺破，有血液和水分流出。

  春秋战国时期，《内经》对刺营出血的记载十分丰富，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记载“去菀陈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血实宜决之”，说明对郁结病邪可用刺血治疗。《内经》刺血排脓的工具有锡针、锋针、铍针，对刺血的操作方法、主治、取穴以及刺血过程中出现的晕针、血射、血肿等现象都有记载。

  东汉时期华佗也擅长用刺血治病，《医说》载：“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目不能视，积年，华佗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三寸，濡布拭身体，令周匝，视诸脉尽出五色，佗令弟子，以铍刀决脉，五色血尽，视赤血出，乃下。”这是对他刺血技术的具体描述。

  宋金元时期，刺营出血疗法十分盛行，北宋的《太平圣惠方》将针、灸、刺血结合使用治疗脱肛、风痫、青风心风、角弓反张、羊鸣、多哭等。刘完素是寒凉派代表人物，擅长治疗火热病证，常用刺血方法以泄热；张元素也重视刺血疗法，张子和受其影响，提出“血实宜决”，治病要先“攻破”“祛邪”，成为刺血派的代表人物。重视调理脾胃、补中益气的李东垣和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朱震亨也常用刺血治病。元代《卫生宝鉴》《济生拔粹》《世医得效方》等载有刺营出血的处方及医案，《玉龙歌》中有9首歌诀描述刺血治病，《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中有100多个刺营出血病案，包括外科、热病、头面五官病。在清代，刺营出血法用于治疗痧症、喉疾、疔疮、麻风等疾病。

  我国的藏医学、蒙医学、壮医学、哈萨克医学等均用刺血疗法，僮医盛行用陶针刺血，佛教的喇嘛也用刺血治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刺血专著不断问世，如《陶针疗法》《 刺血疗法》《中国刺血疗法大全》《刺血医镜》《放血疗法》《中国民间刺血术》《实用中华刺络疗法》《中国实用刺血疗法》《中国耳穴刺血疗法》等丰富了刺营出血的内容。

（一）内科的刺营出血派

  刺营出血可以治疗许多内科疾病，如《针灸大成》记载“ 急以三棱针刺手十指十二井穴，当去恶血”治疗中风、卒昏、暴死、不省人事、绞肠痧；《续名医类案》记载“以楮叶擦其舌，令出血”治疗中暑失语；《医学纲目》“以长针刺委中，至深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治疗偏枯；《古今医统大全》“于两尺泽刺出血如射即安，谓之打寒”治疗热病；《脾胃论》取“三里、气街，以三棱针出血”治疗汗多津脱；《格致余论》“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治疗血痢；《磐石金直刺秘传》刺委中出血治疗黄疸；《医学纲目》刺廉泉和金津玉液“出恶血”治疗消渴；《针灸治疗实验集》“刺腿部静脉管，出血甚多”治疗脚气。
  痧症是一种血脉瘀滞的内科病证，刺营出血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清代郭志邃《痧胀玉衡》记载‘ 肌肤痧，用油盐刮之”，“血肉痧，看青筋刺之”，“脏腑痧，则以药救疗”。书中记载了刺血放痧的10个穴位，并提出要用银针，“放痧若用铁针，不能解毒”，故宜用银针，因“银性最良，人肉无毒”。晚清暨阳陈氏秘本《痧症要诀》绘有44种痧症图及取穴与操作方法，其中有20余种采用刺血“ 放痧”法，该书继承了《痧胀 玉衡》的学术成就，并有新的发展。清代的《串雅外编》记载“用竹箸嵌碎磁碗尖”，刺舌下黑筋出紫血，治疗“急痧将死”。温主卿的《中国简明针灸治疗学》（1931 年刊印）载有“ 放痧分经诀”，对不同经脉的痧症，取相应的四肢末端穴位“ 放痧”。这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临床经验丰富了刺血内容。

（二）外科的刺营出血派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 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的记载，脓液由血液化生而成，且脓与血常混杂在一起，故刺脓也属刺营出血的范畴。晋代《刘涓子鬼遗方》用刺血排脓治疗疮疡、痈疽，书中有“痈疽初发并宜灸， 脓成宜针，出脓之后，人必生之”的记载。
  除了疮疡以外，刺血还用于治疗其他外科疾病，如《续名医类案》治疗瘰疬，“ 以银针穿之，后以刀阔其口，以纸针塞人口内，次日两次流水斗余”；《医学纲目》治疗冻疮，用三棱针刺局部出血；《古今医统大全》治疗“ 疯犬伤人”，用刺血疗法，刺后还要以“小便洗净”；《金针秘传》治疗脚面毒瘀，“在委中放毒血盈升”。

  明代汪机《外科理例》、薛已《薛氏医案》、清代张镜《刺疔捷法》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外科理例》记载刺血排脓疗法的内容百余条。汪氏认为外科病症若不针砭，则脓毒反攻于内，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如果因患者体质虚弱而脓不成者，要用温补法，待脓成以后再刺血排脓，“凡疮不起者，托而起之；不成脓者，补而成之，使不内攻，脓成宜及时针之”。

  《外科理例》刺血排脓治疗的病症有痈、疽、丹毒、瘰疬、流注、便毒、疔疮、疮疥、咽喉肿痛、杖疮、犬伤等。刺血排脓的工具有锋针、三棱针、马衔铁针、砭石、磁锋、火针等。刺血所选穴位，除刺病变部位外，又刺“四畔去恶血”，在脓成之前，刺病变的周围出血，这种方法比较安全，可以避免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感染或扩散。

  《薛氏医案》记载刺血排脓所治病患的总症次达778症次，涉及儿科、妇科、口腔科、伤科等，其中疮、痈、脓、血肿合计330症次，占总症次的42·9%。薛氏认为外科疾病多由于邪毒蕴结于体表化而成脓，采用砭刺排脓，可逐邪排毒；若脓不外出，则可导致久治不愈，甚至邪毒内陷，损害脏腑气血，引起严重后果。

  《刺疔捷法》记载了张镜治疗疔疮的刺血经验和刺疔的操作步骤。李学川《针灸逢源》记载挑刺法治疗疔疮，“ 将紫斑点用衣针挑出如羊毛状”，在刺血后还要“在刺处用艾灸三壮，以宣余毒”。可见清代刺血治疗疔疮已达到一定水平。

（三）妇、儿科的刺营出血派

  刺营出血在妇科的应用，如《石室秘录》治疗经期受寒，“刺其期门穴，一刺出血立已”。《针灸逢源》治疗瘟疫、热人血室，“砭刺曲池出恶血，或用锋针刺肘中曲泽之大络，使邪毒随恶血而出”。《琼瑶神书》记载治疗月经不调，刺“太冲取血”。《痧惊合璧》治疗胎前痧，“刺两太阳，刺两手腕（肘部），刺膻中穴，刺腿弯胭穴····看有痧筋，急宜刺破肌肤”。《类经图翼》治疗产难横生，刺“至阴，三棱针出血”。《针灸逢源》治疗妇人产后暴死（中恶），“视膝腕内有红筋，刺出紫血，或刺十指头出血”。这些皆为妇科之例。

  刺血治疗儿科疾病，如《寿世保元》治疗小儿发痧，“ 以针刺十指背，近其爪处一分许，可先将儿两手自臂捋下，血聚指头方刺”。《名医类案》治疗小儿脐风，用银针挑破牙龈出血。《采艾编翼》治疗小儿疳疾，“看其食指本节横纹后，即风关之里玉枕处，有一白泡，即用针挑破”。《奇效良方》《串雅内外编》记载在四缝穴挑刺治疗疳疾。《寿世保元》治疗小儿口内小泡白点（马牙），“将针挑破出血”。《针法穴道记》治疗小儿口疮刺承浆穴，“针见血即止”。《医说》治疗小儿丹毒，“急为砭出血为上策”。此皆为儿科应用之例。

（四）五官科的刺营出血派

  早在南北朝时期，《龙门石刻药方》记载了刺血治疗喉痹：“以绳缠手大指令瘀黑，以针刺蚕纹。”该法得到后世的继承和发扬，清代郑梅涧《重楼玉钥》记载喉风36症的治疗中，有20余处采用刺血疗法；并提出刺血的注意事项，如“上腭中间万勿误刀”，“帝中 两边”“切不可深”，“ 泡起喉内不能挑破”，显示其丰富的经验；所用工具有三棱针、竹针等。清代夏云《疫喉浅论》将刺血与刮痧结合应用，对于喉疾的治疗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强调“刺宜横而浅，不宜深而直”，因为咽喉属肺，而肺主皮毛，“刺卫无伤荣”，故宜浅不宜深，这对于以后的喉疾治疗亦有影响。

  刺血治疗目疾，《兰室秘藏》记载治疗目眶赤烂，“以三棱针刺目眶外，以泻湿热”；治疗眼毛倒睫，将“内睑向外，以针刺之出血”。《世医得效方》治疗红眼病，取“耳后红筋”挑刺出血。《针灸聚英》治疗麦粒肿，“ 视其背上有细红点如疮，以针刺破即瘥”。《医学纲目》治疗雀目，刺神庭、上星、前顶、百会出血。《续名医类案》 治疗眼皮赘生物，“ 翻转眼皮，刺其膜，少少出血”。

  刺营出血治疗耳、鼻、口腔疾病，如《循经考穴编》治疗两耳珠痛，取颔厌，以“弹针出血”；治疗酒风鼻赤、鼻痔、鼻疽、鼻衄，“以手从印堂按下至鼻尖数次，出血即愈”。《针法穴道记》治疗鼻内生疮，取“人中穴，针见血即止”。《重楼玉钥》治疗牙痈，“用破皮针，针去脓血”。《杂病穴法歌》治疗口舌生疮，取“舌下窍”，用“三棱刺血非粗卤（舌下两边紫筋）”。

  刺血的操作除了一般的针刺出血外，还有“挑破出血”“挑断出血”“针烨出血”“弹针出血”“贯刺血络”等方法。如《外科理例》治疗疔疮，“ 若系近心腹者，宜挑破疮头去恶水”。治疗疔疮、痘疹等，后世则采用挑刺法，把病变局部皮下的纤维挑断，如《针灸逢源》记载：“有羊毛疗，身发寒热，前心后心有红点如疹形，先将紫斑点用衣针挑出如羊毛状，前后共挑数处，即时汗出而愈。”挑刺多有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故归人刺营出血中。后世还继承了《刘涓子鬼遗方》的经验，用火针进行刺血，如《外科理例》载疔疮“若针之不痛无血者，以猛火烧铁针通赤，于疮上烙之，令如焦炭，取痛为效”。

六、针灸药相须派

  针灸药相须派是指针灸药因病而施，互相配合，以提高治疗效果的流派。这一流派的学术观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如西汉的淳于意，在其《诊籍》中，有时单用针，有时单用灸，有时用针灸药物三管齐下而效，凸显了其针、灸、药各有所长，可以互补的思想。东汉时期张仲景主张“行其针药，治危得安”，《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不少病症均主张针灸药并用。唐代名医孙思邈学识渊博，治病捷验，针灸药膳兼通，故能享百岁之高寿。《备急千金要方》提出“知针知药固是良医”的主张。杨上善记载了肾病的针灸、药物、饮食、磁疗、运动疗法。受孙思邈、杨上善综合治疗思想的影响，宋代王执中提出“针灸须药”的主张，他说：“此言针灸与药之相须也，今人或但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或惟用药物而不知针灸者，皆犯真人之所戒也。”元代医家罗天益《卫生宝鉴》所载医案中也有众多针灸药合用的验案。

  明代杨继洲也主张针灸药三者并重，在《针灸大成·诸家得失策》提出“药与针灸，不可缺者也”。 杨继洲虽以针灸见长，但并未拘泥此术，他临病诊疾，或针或灸，灵活掌握；针灸与药，因病而施，内外结合，左右逢源。综观杨氏医案，有单针不灸，有只灸不针，亦有针药并举，甚或在疾病的某一阶段，单用药而未用针灸者。杨氏临证，真正做到“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针灸大成·穴有奇正策》）。吴昆《针方六集》第四卷“旁通集”也是专论针灸药各有优势，认为临床应最大限度发挥其各自优势。清代医家李学川强调针灸应配合中药治疗，才能达到“左右逢源，会归-致”的目的；认为应“举汤液以翼针道，明刺法以济汤药”。历代学者赞同这一学说的为数甚多，可见其学术观点为广泛共识。

  应当指出，针灸药相须派大都是长于运用中药治病的历代名医，由于他们在医疗实践中充分意识到针灸药互补的重要，发现这些治疗手段各有优势，因而形成了流派，这些医家摒弃门户之见的包容精神，成为我国医界的典范。

七、经穴理论派

（一）经学派

  经学派主要是指从事《（内经》 《难经》等经典著作研究的针灸流派，其研究内容主要有校勘、分类、考证、注疏、训诂等。这方面的学者有杨上善、王冰、杨玄操、滑寿、高武、张景岳、马莳、张志聪等。虽然他们提出的共同学术观点并不多，但对保存经典原貌、校勘经文错简、阐发经文奥旨等都有巨大贡献。

  1、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 对《内经》的整理注释，最早为齐梁间的全元起注解《素问》8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在南宋前已亡佚。隋唐杨上善将《内经》分类编纂注疏，撰成《黄帝内经太素》30卷，成为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杨氏将《内经》分为19大类，其中经络、腧穴、九针等篇专论针灸。他还撰有训解腧穴的《黄帝内经明堂类成》13 卷，也已亡佚，仅手太阴肺经一卷存 于近代孙鼎宜《孙氏医学丛书》中。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唐代王冰，他注释引用古籍甚多，除参考《甲乙经》等外，还引用现已散佚的《经脉流注孔穴图经》《中诰孔穴图经》等，补充了《黄帝内经太素》的不足，有些地方还纠正了《黄帝内经太素》的错误，对于进一步阐发《素问》经旨、促进针灸学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7世纪的杨玄操（一作杨玄孙，一作杨操，一作杨玄），补充和纠正了吴太医令吕广对《难经》注解的不足之处，现存他的《难经》注文，保存在《难经集注》中；《外台秘要》腧穴篇多引玄操所述；杨氏还著有《针经音》《明堂音义》等。

  2、元明清时期医家电元明清时期，考据之风盛行，许多医家在研究经典著作，如元代滑寿著有《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等，钩玄析疑，正误取善，颇有成就；《十四经发挥》综合考证了《内经》《难经》对经脉的论述，附以穴位，图章训释，纲举目张，把经脉孔穴两者结合起来，更便于临床应用。明代高武撰《针灸素难要旨》，对《内经》经脉刺灸内容进行整理，删繁撷要，编成一本较好的参考书。还有马莳将《素问》《灵枢》重新分卷加以注释，著《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9卷，为《灵枢》经的最早全文注本，给后人研习针灸经文提供了很大方便。张景岳编有《类经》，将《内经》原文“以类相从”，归类注释，其中有经络、针刺等针灸专篇，其《类经图翼》与《类经附翼》重点发挥了针灸学理论。1672 年，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问世，又使《内经》不少疑难问题得到阐释。

  经学派的贡献是阐发经文奥旨，对我国古典针灸学术的继承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众所周知，《内经》《难经》的针灸理论是我国针灸医学的正宗，经学派实际上就是针灸流派中的正统派。

（二）经穴理论派

  致力于经穴考订的学者甚多，偏重于经穴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隋唐杨上善、北宋王惟一。南宋王执中根据当时的文献，并以《内经》为标准，对穴位定位也做了一些考证，如《针灸资生经》认为“前顶在囟会后寸半骨陷中，甄权云是一寸，今依《素问》寸半为定”，卷后还提到：“许希针经之穴，既与诸经不同，其名又异，如兴龙穴之类是已。亦不附入者，不欲以一人之私名，乱诸经之旧穴，以滋后学者惑也。”

  明代的《循经考穴编》为考证经穴的专著，该书引用了数十种古籍，其中如《习医真格》《明堂诀式》（均已散佚）等颇有价值，特别是载述的30多种透穴针法，对临床指导意义颇大。其他如《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的作者忽泰必烈、《 十二二经络论》的作者葛可久、《经络发明》的作者金孔贤、《经络详据》的作者吕夔、《经络考》的作者张三锡、《经络全书》的作者尤乘等，都是专门从事经络学研究的学者。还有《铜人穴经》的作者李中梓、《经穴发明》的作者徐春甫、《气穴考略》的作者沈彤等在穴位研究方面都独树一帜。

  历代医家对穴位归经考订做了不少工作，如皇甫谧、杨上善、王焘、王惟一等人的著作就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观点，然而各执一说，难得公允。直到《圣济总录》问世，才根据《灵枢·经脉》，把354个腧穴较合理地归经，使腧穴归经理论得到初步统一。

（三）经穴图绘、模型制作派

  为了使经穴理论直观化、规范化、统一化， 不少学者致力于经穴图的研究绘制。我国最早的针灸经穴图记载于葛洪《抱朴子·杂应》，但作者是谁，不得而知。此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中也有不少著录，其中有姓名可考者，最早为南朝刘宋医家秦承祖，即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中所称《秦承祖明堂图》，孙思邈《千金翼方》则称之为《秦丞祖图》，并说秦图中的错误经针灸大师甄权修订，重新绘成《明堂人形图》，“ 尔后缙绅之士，多写权图”。可惜这些图迄今都已亡佚。孙思邈对针灸图的绘制也十分重视，他在《千金翼方》中反复强调“孔穴难谙，非图莫可”。现存最早针灸图为1900年在敦煌出土的唐代针灸图残片，保存完好的只有北宋初年《太平圣惠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的经穴图。

  本学派以王惟一和高武为杰出代表。北宋王惟一因经穴“ 去圣浸远，其学难精····传心恺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乃“铸铜人为·····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焕然而冰释·····肇颁四方，景式万代”，创制了我国第一座针灸经穴铜人模型。此后，元世祖又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重新修复；至明英宗，又下诏“仿前重作”；嘉靖间，四明高武也铸造男、妇、儿铜人各一座。这些都对经穴理论的统一化 、规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针灸传授提供了方便。

八、中西医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派是19世纪中叶西医传人我国后，以西医学知识融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医学流派。其领军人物是承淡安、鲁之俊等；杰出代表还有陆瘦燕、朱班等医家。

  1822年，清政府借口“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下令“ 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此后不久，西医传人中国，民国政府又悍然宣布废止中医，无疑对针灸造成重创。承淡安在我国南方大力推广传授针灸绝学，创办函授、医院、学校、杂志，编写出版专著讲义；且东渡扶桑取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奄奄一息的针 灸得以焕发生机。

  20世纪30年代，承氏为博采西医之长，借鉴西医学手段研究针灸经验，从日本购回人体神经图等西医学书刊和久已失传的《十四经发挥》等医书，将大量西医知识引人针灸理论中。如腧穴学中注人了局部解剖内容，针灸治疗学中用中西两种医学病名等，使之互为对照、融会贯通，倡导针灸走“科学化”之路。20世纪50年代，承氏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 建议卫生工作者积极地学习针灸疗法”，提出让西医人员学习针灸，认为临床疗效是针灸科学性的重要基础，对针灸科学性的论证需要借助现代科学，但针灸的科学化根本在于中医及针灸自身。故认为“经络问题不能从解剖的角度去理解”，中西医学既有相通之处，又要保持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倡导既要引进消化吸收西医学知识，又不全盘西化的正确主张，把发展针灸医学引向正确之路。

  对现代针灸有重大贡献的另一位中西医汇通先驱鲁之俊，他致力于推广应用针灸疗法，抗战时期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首先在医院设立针灸科，并编写讲义教材传授针灸。后于1950年将其改编为《新编针灸学》正式出版，书中汇通中西医学，用巴甫洛夫神经理论阐释古老的针灸医学，既有理论的发挥，又有临床治验，对倡导针灸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实现针灸现代化起了正确导向作用。

  陆瘦燕20世纪30年代行医于上海，为-时名医，所用针具均为自制，引人煮沸与酒精消毒法，采用体表暴露进针，取消自古沿袭的隔衣进针操作，改变了当时有些人认为针灸不卫生、不安全的看法。他还研制出大型光电显示经络腧穴电动玻璃人模型与脉象模型，与西医同道协作，通过多方位经穴肌电测绘，测量体温、血糖、血浆柠檬酸含量的变化，用西医学研究手段研究导气手法、烧山火、透天凉等针刺法，力图使古老的针灸理论融人西医学。
  朱琏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观察到了针灸确切的疗效，进而对针灸治疗效果的机理提出了解释，并用西医学的神经系统学说来加以阐述，著有《新针灸学》。

  随着西医学知识的引人，尤其是解剖、神经、生理学等知识，对针灸临床、理论、实验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开拓了许多针灸研究的新领域，针灸治疗手段不再局限于针与艾，而是引入了现代声、光、电、磁等诸多新技术，极大拓展了针灸的应用范围，提高了临床疗效。
  中西汇通成为古老的针灸学与现代西医的沟通桥梁，使针灸临床与实验研究呈现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的局面，这也是针灸学率先为世界所接受的原因所在。但临床与实验也对针灸传统理论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甚或是严峻的挑战，如经络临床价值与实质探讨、针灸治病机理的再认识，均显得更迫切与不可回避。

  针灸医学现代化是无可争议的发展前景与正确目标，而中西医学的结合与汇通，则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初级阶段与必由之路。作为中西医汇通先驱者的“南承北鲁”（二人一在江南·一在江北）首开先河，尝试中西医结合，引领传统医学踏上现代化之路功不可没。当前针灸已初步实现了从混合、凑合到化合、融合，从一加一到合二为一的转变。针灸流派中的正统主流派，正在从黄帝岐伯针派到针灸现代化流派进行历史性跨越。承、鲁二氏对促进针灸与世界医学接轨与“人世”、加速针灸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