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针灸学说流派形成的影响因素

针灸学堂

第二节  针灸学说流派形成的影响因素

  医家的学术主张不同，私淑有异，也可互相影响。这里除了上述家传师授用直接传授的方式外，相互影响因素主要指通过文献或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形成的学说与流派。

一、文献传承与医家之间的影响

  1. 文献传承  如王焘的学术观点， 从《外台秘要》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渊源渠道很多，他通过搜集整理唐代以前诸家学说，如《集验》《备急》《必效》《录验》 《删繁》 《救急》《近效》《延年》《广济》《小品》《音义》等著作以及扁鹊、崔氏、苏恭、甄权、张文仲、范汪、深师、神素师、杨操、刘氏等医家的学术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宋代的窦材受其影响最深，在所撰《扁鹊心书》中，转引了王氏《外台秘要》中强调灸法重要的论述，把三国时华佗为曹操治头风未能根治、后来复发的原因归之于当时没有用灸，认为“若于针处灸五十壮，永不再发”。显然，窦氏的观点，有一部分来自王焘的著作。

  又如张子和的学术思想也源于《内经》，因为《内经》对针刺放血疗法所论甚多，张氏《儒门事亲》中根据六经气血多少而决定各经是否放血的论点，以及有些医案即按照《内经》所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其治疟-案，就是按《素问·刺疟论》“刺十指间出血”一法而应用收效的。还有徐凤、杨继洲著作中有关手法的论述受刘党影响也是很明显的，《琼瑶神书》詹景炎序云：“针灸之法，捷于用药，夫人而知之矣，于是乎《针灸大全》《针灸大成》遍行于世，而不知其皆本于《琼瑶》乎！”

  2.  社会风气影响  从魏晋到宋代， 重灸之风盛行，如《南史·齐本纪上第四》云，当时有一人从北方学来了灸法，“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余日，都下大盛，咸云圣火”，甚至统治阶级曾“ 诏禁之不止”，并举例说“邑人杨道庆，虚疾二十年，依法灸即瘥”。又南北朝史记中还有不少类似记载，如《南史·徐羡之传》《北史·流求国传》《北宋·赵王果传》《北史·麦铁杖传》《魏书·李洪之传》等都提到灸法治病的功效，足见其兴盛程度。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他祖母患病，名医束手，后经一道人施灸而愈；洪迈的《夷坚志》亦载一人患病，请赵三翁灸之而效。显然，这些对重灸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二、地区因素

  《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了砭石、九针、灸炳有不同的发源地区，即砭石来自东方、九针来自南方、灸炳来自北方。这是因为我国东南地区气候较为温和，热病较多，故其地多用针砭治病；北方较为寒冷，寒证较常见，故其地用灸法疗病较多。地区不仅对针灸的发源有影响，而且与流派的产生也是有关的。主灸派代表人物之所以是陕西的王焘和河北的窦材，而主针派代表人物是四川的涪翁、浙江的凌云等，说明针灸流派和地区有一定关系。当然，由于流派产生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非某一种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各派别中也有北方偏重用针、南方偏重用灸的现象。如甄权重针，但他在西安长住；王执中重灸，他却是浙江学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上的著名针灸医家，有姓名可考者约500人，其中宋元以前者以今河北、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为多；宋元以后者属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不少。因此，不同地区也形成了不同学说与流派。

（一）河北针灸流派

  早期代表有扁鹊等人，到金元时期则是以刘完素、张洁古、窦默为核心而形成的两个支派。其中河北中部以河间的刘完素、易水的张元素为主，偏重用放血、灸法治病，学术建树甚多，其追随者有云岐子、李东垣、罗天益、窦材等人。《济生拔萃》白榆序言谓洁古之学为医中之王道，“北方业岐黄者，用其说以取效者多”。可见其对今华北一带影响之大。该书所称“洁古云岐针法”、明高武所称“东垣针法”以及刘完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罗天益的《卫生宝鉴》、窦材的《扁鹊心书》等均为这一派的代表作。

  其次是河北南部的窦汉卿针派，他师承了山东、河南一带的针法特点，偏主用毫针疗病，讲究针刺手法得气及穴位的选用，对后世华东等地的针灸学发展有巨大影响，其学术传播者主要是《济生拔萃》的作者杜思敬、收藏和刊刻窦氏针灸思想学说《针经指南》的牛良祐和窦桂芳等人。

（二）浙江针灸流派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针灸医学比较发达、人才荟萃的地区，据《绍兴府志》载，晋代针灸家于法开就曾为孝宗治过病。此后徐熙一家六代也以善于针灸而名世。至于王执中、朱丹溪、闻人耆年、滑伯仁、王开以及元以后的许多针灸名家如王国瑞、沈好问、凌云、周汉卿、周仲良、祝定、高武、杨继洲、吴嘉言、胡子良、李梦周、董允明等人，在我国针灸史上均颇负盛名。其中有的家族，如王开、凌云都属较大的派系。其学术主张因传世著作缺乏难以判断其倾向性。但从现存不多的文献记载可知，其学术思想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如宋代王执中偏主用灸，闻人者年、朱丹溪也偏主用灸；王开偏重用毫针，王国瑞、周仲良、祝定、杨继洲等人的主张也颇为类似；义乌的金孔贤偏重研究经络撰《经络发明》一书，郭县的赵献可也撰《经络考》等。

（三）江西针灸流派

  江西针派首推南宋时的席弘，直到明代的刘瑾。刘瑾奉宁王朱权之命为这一学派总结经验，在陈会《广爱书》的基础上改编成《神应经》，书中所列“梓桑君针道传宗”实即针灸派系图，图中反映了席弘针灸传至十二代，然后由十二代传人陈会突破原家族传授方式再传24人，这些人分散在今江西、广东、四川、江苏、湖南、安徽等地，已不再局限于江西了。追随者有弋阳县的徐凤、浙江的高武等。徐凤在《针灸大全》一书中， 首载《席弘赋》，传播席弘针派的学术思想。其次是南丰县的李梃也在《医学人门》中竭力宣扬其针灸学说，影响较大。江西派学术特点主要是：

  1. 重视八法针的应用  八法针又称 “八法神针”，指八脉八穴或操作过程而言。明清时代的《饶州府志》称乐平县的洪魁八精于八法神针，《彭泽县志》称陶钦臣善用八法针，《江西通志》谓项世贤“精于八法用针之旨”。李梃《医学人门》卷一首载“子午八法”，谓“八法者，奇经八穴为要”。甚至江西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也提到八法针。

  2. 重视补泻手法的应用  如徐凤 《针灸大全》载《金针赋》，《针灸大成》中的“神应经补泻"“南丰李氏补泻”，把针刺补泻手法分为男女左右不同而应用，方法十分繁多，对倡导补泻手法的应用起到了一定作用。

  3. 发展了灸法防病学说  乐如南丰的李涎在《医学人门》就记载了“炼脐”法。金溪医家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卷四载小儿断脐后用艾灸脐蒂，以“外固脐蒂之坚牢，内保真气而不漏”。成年人每逢中秋日灸- -次，亦可“却病延年”。用乳香、没药、川续断、麝香等药末填脐中，置艾施灸，无病者连日灸之，有病者三日一次，灸至腹内作声作痛、大便有涎沫等物出为止。此法在其所著《寿世保元》中也重复提到，并盛称其功效。

  总之，某一地区学者的学术观点往往对邻近地区的影响更大，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不同流派，正如文学史上“江西诗派”的成员多属江西籍一样。然而，地区影响的局限性，表现出越是接近现代越不明显的倾向。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交通、印刷事业逐渐发达，学术传播已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能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影响，已不局限于某一地区了。

三、工作对象环境条件及疗效因素

  1. 工作对象因素  医家从事的工作对象、 性质、内容不同，也是形成流派的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学者对自己从事某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较为深刻之故。如孙思邈对考订统一经穴 位置的重要意义体会较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意识到“去圣久远，学徒蒙昧，孔穴出人，莫测经源，济弱扶危，临事多惑”，于是用《针灸甲乙经》及名人文献校勘了《秦承祖图》，纠正了不少错漏之处，绘成了彩色的正人、伏人、侧人针灸图各一幅。

  又如从事文献研究的针灸歌赋派，也是认识到歌赋的撰写印刻对普及针灸医学的重要性。正如高武在《针灸聚英》中所说：“世俗喜歌赋，以其便于记诵也。”于是把前人歌赋大量收人了他的著作之中。医生主要工作对象是病人，因此临床研究诸派大多是以病人和病种不同区分的。如喉科针灸派夏春农，即以从事喉科工作为主；热病针灸派的庞安时，即以从事《伤寒论》的研究为主；治劳灸派的龚居中，即以治疗虚劳病而擅名等。由于他们专门从事某科或某种病的研究而有所建树，成为一个流派。

  2. 特定环境和条件因素  一些学 者的学术观点形成，与其工作的特定时间、地点、条件有关。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着疾病的常见原因和性质。如张子和主张攻邪，与他接受治疗的患者多为体质壮实的农民有关。张氏壮年时代虽在京做过一段短时间的太医，但其一生 大多在河南农村度过。其医案所述患者多为“血实”“肝木茂”“太阳阳明血气俱盛”，所治病种多为外感及五官科热病、外科疾病，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多用放血攻邪法。又如罗天益多用灸法温补脾胃，固然一.方面是受其师李东垣学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乃与他所处时代正值蒙古攻金，连年战争频繁，他的家乡河北一带惨遭兵祸，饮食劳倦疾病较为常见有关。元遗山云：“壬辰（1232年）之变，五六十日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说明战争造成的特定环境条件，对形成学术观点也有一定影响。

  3. 疗效因素  学说流派的形成还与疗效有关， 如《宋史》载许希喜用针，著有《神应针经要诀》一书，与他用针治愈了宋仁宗的病受到嘉奖不无关系。甄权亦重针法，曾撰《针方》《针经钞》等书，与他用针治好了成君绰和鲁州刺史的病不能没有联系。

  特别是当疗效经亲身体验证实之后，对学说流派的形成影响更大。如庄绰重灸，是因其得陈了翁之传，复经自病用灸取效，故致力于灸法研究，著《灸膏肓俞穴法》一书。又如宋代许叔微用灸独具匠心，《普济本事方》卷二记载了他患腰痛用灸而愈的经过。张子和喜放血，《儒门事亲·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记述了他患目疾刺上星等出血而愈。王执中特别欣赏灸法、火针、按压痛点取穴的应用，就与他运用这些方法和穴位多次治愈亲属及自身的疾病有关。《针灸资生经》卷六载他的母亲患头风用灸而愈；卷一载他患冷痹用火针获效； 卷五载他和他的弟弟膝痛灸愈后，发现足三里、膝关等穴出现压痛，灸之效果更佳，于是主张按压痛取穴，提高了疗效。

  现实疗效对于培养对事业的信念，激发钻研的志趣，促进学者在某一方 面获得成就具有一定的作用。

  4. 学科渗透因素  古代的按时取穴派形成， 与中国历学、阴阳、八卦、五行学说等渗透有关。又如道家对重灸派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注重养阳的理论逐渐向医学渗人，于是成了重灸派理论根据之一。《百子全书·道家类·至游子》说：“阴尽阳纯，则长生焉。”又说：....消而纯阳矣，可以长生。”竭力推崇灸法的窦材在《扁鹊心书》中明确指出：“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成圣，霞举飞升”；“阳气不绝，性命坚牢”。葛洪重灸也是受道家养阳思想的影响，他本人就是道家代表人物。他在用灸时，无论壮数、施灸部位、先后次序都体现了补阳思想。

  总之，促使学说流派形成的因素很多，以上不过是几个主要方面。应当指出，古代每一 个针灸学说流派的形成，大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王执中学说流派的形成，既有学术发展因素，也有医家互相影响因素，还有工作对象、亲身体验等多种因素参与。又如席弘学说流派的产生，除有学术发展因素、地区因素外，还有师承因素、学科渗透因素等。因此对古代针灸学说流派的形成因素，必须全面地、历史地按照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可片面轻率地下结论和截然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