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唐宋时期灸法简史

大荆

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史上灸疗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灸法专著大量出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法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已亡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至迟是在唐·威通二年(公元682年)依照刊本抄录的，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另有唐·崔知悌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失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黄帝明堂灸经》三卷、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以及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法经验。
二、医籍中灸疗占据重要地位
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晋·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法外，首创隔物灸法，包括隔盐灸、隔蒜灸、川椒灸等。另外尚应用蜡灸，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薰灸等。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法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亡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法也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法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 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依旧可取。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法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法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均用灸法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法、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法，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普济本事方·卷九》)。由于烧灼灸法较为疼痛，使人临医畏灸，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
三、灸法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
在唐宋时期，随着灸法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法为业的灸师。如唐·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宋·张杲《医说》中，也曾有灸师之称。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鉴于当时盛行灸法，非医者对灸法也加以应用。《南史·齐本记》载，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因治有效验，迅速推广，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被称之为圣火，甚至诏禁不止。《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也提到：“吴蜀多行灸法。 ”表明此法在民间中已颇为普及。另外，宋“太宗病亟，帝(指宋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宋·苏东坡写有《灼艾帖》，李唐画有《灸艾图》，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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