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 灸

大荆

今古齐观

■田东江

有报道说，中国的针灸、拔火罐疗法在美国NBA球星中早已风行，库里、韦德、哈登、威少、霍华德等，莫不如是。球星们认为，中国的这些医术能够帮助他们迅速缓解疲劳。

“中医针灸”，早在2010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最早医学典籍之一的《黄帝内经·素问》中已经讲到：“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针灸，针法和灸法的总称，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法是应用各种特制针具作用于经络穴位，灸法则是以艾绒等物薰灼经络穴位进行热刺激，从而改善和提高经络之气对人体的调控功能，祛邪正身。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知道利用锐利的小石片（即砭石）砭刺人体的某一部位能治病，火被发现和应用之后，人们又逐渐发现身体的某一部位受到灼烤也可以减轻病痛。这些实践经验，或是针灸之源吧。

两汉三国时，典籍中出现了许多擅长针灸的医学家。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汉文帝诏问，你决断病人的是死是活的时间有时并不能应验，为什么？淳于意答：“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既有病人自身的原因，也有医治方面的原因。据业界人士研究，淳于意正是针灸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他用“气”与“脉”的关联来诊断病证，如“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稀，是水气。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等，透过脉象判断体内藏府之气的运行状况，表明在他的医理中，气是经脉的基础和主导，经脉之气与藏府之气相通。

《三国志·方技传》讲到华佗医术高超时也说到针灸，“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华佗看过的著名人物有曹操，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这里的“差”，通“瘥”，病愈的意思。当然了，“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华佗还有开刀法，“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不知怎么搞的，到了唐高宗的时候，针灸治疗头痛反而不可思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高宗“苦头重不可忍”，侍医秦鸣鹤曰：“刺头微出血，可愈。”武则天在帘子里听到，要把秦鸣鹤杀了，因为岂可“欲刺血于人主首耶”。高宗因为痛得受不了，才让他权且一试，秦鸣鹤“即刺百会”，高宗治好了，秦鸣鹤才算保住性命。这是永淳二年（682）的事，在此前，武则天已经垂帘听政。如上元二年（675），“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

《贞观政要·征伐》载，礼部尚书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在阵损足”，太宗“亲为针灸，赐以御膳”。看起来，李世民也懂这些。《新唐书·刑法志》说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因为“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还发出感叹：“夫箠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感叹之余，又下诏施笞刑时不要再打罪人的后背。《明堂针灸图》是唐朝官修医书，图文并茂，成书即在贞观年间。唐朝这类的书有不少，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唐·艺文志》有《黄帝明堂经》《明堂偃侧人图》《明堂人形图》《明堂孔穴图》，皆针灸之书也。”敦煌文献《明堂五脏论》说：“明者，命也；堂者，躯也。立形躯于世间，着明堂而医疗。”这就是说，明堂相当于专门为针灸而作的人体挂图。正是这些直观的人体结构图，深深地触动了唐太宗吧。《册府元龟》说太宗看的是《明堂孔穴》，《资治通鉴》又说是《明堂针灸书》，不管书名究竟是什么，因为针灸穴位而更改了法律条文是既成事实，反映了太宗的人本情怀。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的针灸铜人，更加形象直观，在今天也可以作为经络腧穴教学的教具。铜人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可惜北宋原件早已下落不明，明清又有仿制，故宫博物院正藏有一具明代铜人，高89厘米，男童形状。

国务院前年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今后5年中国将多引擎驱动助力“中医药强国”建设，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借助NBA球星传播针灸、拔火罐，不失为有效一法。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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