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惟一

针灸学堂

第六章  宋金元时期医家

  宋代是针灸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北宋九位皇帝，除宋英宗赵曙、宋钦宗赵桓外均重视中医学，据《宋史》《宋会要辑稿》《宋刑统》等记载，北宋时期政府颁布的中医药卫生诏令就有200多项；尤其是宋太宗善艾灸、宋仁宗喜欢针灸，对促进针灸学术研究有积极的意义。政府组织校勘出版针灸古籍、编纂针灸著作、铸造针灸铜人、开展针灸教育等，对北宋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活字印刷术的进步，促使宋代出版业兴盛发达，结束了传统手工刻板的落后局面。国子监印刷出版了大量的《针灸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书籍，民间刻书作坊也刻印了《针灸资生经》《备急灸法》 等针灸书籍，从而使更多医家及文人们有机会学习、研究和掌握针灸技术。

  著名医家王惟一奉旨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书于石碑，铸造针灸铜人，促进了腧穴理论的规范化、标准化，对针灸的形象教学、针刺操作的客观化考试以及针灸学术的传播与普及都大有裨益。王执中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在《针灸资生经》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他重视痛点诊疗，认为“按之酸痛是穴”，“其穴酸疼即是受病处”，灸刺皆效。他的“针灸受病处”理论，是对《内经》“以痛为输”和《备急千金要方》“阿是”理论的发展。

  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和专精灸术者，扩展了灸法的临床应用。如许叔微在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临床注重温补脾肾，善于灸命关、关元以补牌肾，并将灸法用于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院以保健摄生。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 记述了22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症治疗，其中难产灸至阴法，现已应用到纠正孕妇胎位，有较高的转胎率。

  席弘为江西席弘针派的创造人，席弘针派由宋至明，家传针灸十二代，十世席信卿 又传给陈会，陈会授徒24人，高徒刘谨总结席弘针派的理论与经验，编著《神应经》，成为席弘针派的传世之作。席弘之穴法，既重视定准穴位，又注重选配穴位。席弘之针法，主张根据患者不同方位，持针之手不同；泻法大指向前，补法食指向前，颇具特色。席弘之“平补平泻”，实为先泻后补，在多数情况下多施此法，与现代之平补平泻迥然有别。

  金元时期，在中国医学史上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各家争鸣局面，他们在针灸方面也多有建树。刘完素以《内经》理论为指导，倡“六气皆能化火”“五志过极皆为热”论，治疗善用寒凉，提出“火热论”，创立“寒凉派”；他在经络辨证方面颇有发挥，提出治中风之六经分证法，治疗擅长“八关大刺”，善用砭射放血泻热，重视用灸法“引邪外出”“引热下行”。张从正重视刺血在祛邪方面的应用，提出“血出与之发汗，名虽异而实同”，认为刺络泄血除热攻邪最捷，临证多用针放血，是对《素问·针解》“ 苑陈则除之者，去恶血也”的发展。李杲发展了《内经》的脾胃理论，提出了“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观点，在针灸方面，以“补外踝下留之”（足太阳经昆仑穴），以达火生土，充实脾胃之气，“以胃合三里穴中推而扬之，以伸元气”，达到补脾胃元气以制阴火的目的。其弟子罗天益发展了李杲的针灸学术思想，以中脘、气海、足三里组成灸补脾胃的主方，治疗脾胃虚寒证。朱丹溪倡“阳有余而阴不足”论，创滋阴学派，提出“手足阴阳合生见证”说，注重经络辨证；认为灸法有“泄引热下”“散火祛痰”“拔引热毒”“补阳，阳生阴长”等作用，用于治疗实热与虚热证。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不仅完善了中医理论与治疗学说，而且促进了针灸学术的蓬勃发展。

  金元时期著名的针灸医家何若愚提出子午流注取穴法，其开穴的规律是经生经、穴生穴，按五行相生（养子）的次序推算；还按“河图”的生成数定出了针刺深浅的标准。针灸学家窦默阐述针刺与经络脏腑气血的关系，提出的气至“觉针沉紧”说，使学习针灸者能较准确地体会得气的感觉，治病取穴倡导“流注八穴”，其传人王开之子王国瑞又发展为飞腾八法。子午流注和飞腾八法是金元以后针灸学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之一。

  元末医学家滑寿将十二正经与任督二脉的经穴按经脉循行加以整理，归纳为十四经说，认为这些有穴位的十四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体，他对十四经经穴循行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圣济总录》中足少阳经、足阳明经在头面部以及足太阳经在背腰部一些穴位的排列次序和循行走向的缺点，发展了经络学说。今天的针灸临床和科研仍以十四经为主进行研究。

第一节  王惟一

一、生平与著作

  王惟一（987—1067年），又名王惟德，宋代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宋初针灸盛行，但历代相传的针灸书辗转传抄，差讹错谬甚多，有关经络循行路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腧穴名称繁杂，部位不确，无以为准。王氏多次上书仁宗皇帝要求编写图经，以统一整 理各家之说。

  宋仁宗接受请求，诏命王惟一重修图经。 王惟一搜集历代针灸著述 《甲乙经》《千金方《外台秘要》《圣惠方》等，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反复考证、校勘、订正讹谬，“总汇诸说，勒成三篇”，于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次年又主持铸成针灸铜人两具，随后，又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于石碑之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天圣八年（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石壁堂”（1042 年改称“仁济殿”）。1965～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 宋天圣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当时为避刘太后之父刘通讳。

  图经和铜人，不仅成为当时针灸教育和针灸临宋取穴的标准，而且开创了针灸医学形象教学之先河，对针灸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学说与贡献

（一）铸造铜人，开创直观教学的先河

  北宋以前，秦承祖、孙思邈等医家都绘制过明堂图，但当时存世的针灸图谱多粗糙难辨，经穴理论莫衷一是，不利于针灸理论的发展。王惟一认识到统一经穴理论的重要性， 上报皇帝， 由政府组织重修明堂图经。他组织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绘制了针灸经穴图，并将该书刻于石碑，铸造了针灸铜人，对针灸经穴的规范化，教学形象化、直观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全书三卷，书中论述十二经脉以及任、督二脉的循行及腧穴，并附经穴图三幅，是较早的针灸图谱。图经刊印后宋仁宗认为“经书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指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行”，于是再次诏命根据《新铸铜人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于是王氏同工匠-起，花费将近一年时间， 用精铜铸造等身大铜人两座。

  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铜人工艺精巧，据《齐东野语》记载：“以精制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背面二器相合， 则浑然全身。”由此可知，王氏主持铸造的两具针灸铜人是制作精致的铜制模型，内有脏腑，外有腧穴，且腧穴与体内相通，穴旁刻有穴名。一具放置于医官院，作为学习考试之用，据载，考试之法为“外涂黄蜡，中实以汞，俾医工以分析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汞出，稍差则针不可人矣”，以此考核学生腧穴定位的实际能力，对临床准确定穴具有重要作用；另具铜人安放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以供观摩，起到传播针灸理论的作用。

  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元史·方伎工艺传》详载了元世祖于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至元二年（1265 年），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 年），铜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难辨，英宗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此后，宋铸铜人的下落不明。明清两代铸造铜人很多。现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包括流传于国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但是，据亲眼见过这尊铜人的人描述，这铜人为“二个断片缀合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 浑然全身”，故不能“中实以汞”。其腧穴名称用鎏金书写，而不是镶嵌“错金而书穴名于旁”。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铜人，绝非宋天圣铜人。

  关于天圣铸铜人的去向，说法不一。据传，一具流人襄阳，后来由“赵内仲归之内府”，属何“内府”，尚需考证。另一具，《元史》称“此宣抚王橄使宋时所进”，认为这具铜人是贡品，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 、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

  王氏编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将其内容刻成石碑，同时制作针灸铜人，三者虽然形式不同，但内容统一，其目的是为了使经穴理论规范统一、形象生动，便于学习掌握、传播交流，从而促进针灸理论的发展。

（二）腧穴的定位

  厘正取穴分寸是王惟一对取穴方法的一个 贡献。宋代以前的取穴法规定较多，而且不统一王惟一在《灵枢·骨度》的基础上，系统修订了人体骨度分寸，编成“修明堂诀式”附于卷下，其中增加了《灵枢·骨度》中没有的骨度分寸，如“顶去额长四寸”“顶去项发际长七寸五分”“顶去脑角长四寸”“脑角下至柱骨长一尺”“内髀枢之间广六寸五分”“两肩相去二尺一寸”等。

  除骨度分寸取穴法，王氏还对手指同身寸、绳量法进行了说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中·背腧部中行凡十三穴》云：“凡度周身孔穴远近分寸，以男左女右，取中指内纹为一 寸，《素问》云同身寸是也。又多用绳度量孔穴，绳多出缩，取穴不准，今以薄竹点量分寸，疗病准的。”说明王氏发展了《备急千金要方》“取病者， 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的中指同身寸，确定了《太平圣惠方》“手中指第二节内度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标准。宋代以后中指同身寸法多从此说。

（三）腧穴功用主治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但对腧穴定位进行整理，并大量引录历代文献记载的腧穴主治，同时还根据当时的临床验案及其对针灸古验方的认识（也包括个人临床经验）补充腧穴主治病证，并以“附文”的形式列于腧穴之后，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如：

    天柱....今附：治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

    目窗.....今附：三度刺，目大明。

    龈交.....新附：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

    大迎....今附：风壅面浮肿，目不得闭，唇吻动不止，当针之，顿愈。

    头维....今附：治微风，眼睑响动不止，风泪出。

    风门....今附：若频刺，泻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

    膻中....今附：疗膈气，呕吐涎沫，妇人乳汁少。

    气海....今附：气海者，是男子生气之海也。治脏气虚惫，真气不足，一切气疾久不瘥，悉皆灸之。

    天府....今附：刺鼻衄血不止。

    合谷....今附：若妇人妊娠不可刺，刺之损胎气。

    太冲....今附：凡诊太冲脉，可决男子病死生。

    外丘....今附：猁犬所伤，毒不出，发寒热，速以三姓人可灸所啮之处，立愈。

    隐白....今附：妇人月事过时不止，刺之立愈。

    太溪....今附：痃癖寒热，咳嗽，不嗜食，腹胁痛，瘦瘠，手足厥冷。

    委中....今附：委中者，血郄穴也。热病汗不出，足热，厥逆满，膝不得屈伸、取其经血，立愈。

  王氏不但补充了腧穴的主治病证，同时还在前代文献的基础上增补腧穴归经。晋朝《针灸甲乙经》载穴349个，王惟一在整理中增加了阳关、灵台、膏肓俞、厥阴俞、青灵5个穴位的归经，至此使经穴增至354个，丰富了腧穴的内容。

三、临床应用与学术影响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系统总结了宋代以前的经络、腧穴学成就，推动了宋代针灸学术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官修大型医书《圣济总录》的腧穴篇、南宋王执中所著《针灸资生经》卷一的腧穴部分、《子午流注针经》的有关内容都摘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补充的阳关、灵台、膏肓俞、厥阴俞、青灵5穴，丰富了经穴内容，其临床效果被后世医家所验证。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铜人的问世，使经穴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当时针灸教育和针灸临床取穴的标准。王氏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开创了针灸医学形象教学之先河。石碑的雕刻，不仅保存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更便于学者观摩，而且和铜人一起，补充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之未备，三者相辅相成，促进了针灸学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阅读文选

夏竦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臣闻圣人之有天下也，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王泽不流，则奸生于下，故辨淑慝以制治；真气不荣，则疾动于体，故谨医砭以救民。昔我圣祖之问岐伯也，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之数十有二，人经络以应之，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人气穴以应之。上下有纪，左右有象，督任有会，腧合有数，穷妙于血脉，参变乎阴阳，始命尽书其言，藏于金兰之室。洎雷公请问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后世之言明堂者以此。由是关灸针刺之术备焉，神圣工巧之艺生焉。若越人起死，华佗愈臂，王纂驱邪，秋夫疗鬼，非有神哉，皆此法也。

  去圣寝远，其学难精。虽列在经诀，绘之图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讹，丸艾而坏肝，投针而失胃，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非夫圣人，孰救兹患。洪惟我后，勤哀兆庶，迪帝轩之遗烈，祗文母之慈训，命百工以修政令，敕大医以谨方技。深惟针艾之法，旧列王官之守，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永济于民。殿中省尚药奉御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厉石，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刊日相之破漏。总会诸说，勒成三篇。

  上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腑脏，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在昔未臻，惟帝时宪，乃命侍臣为之序引，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肇颁四方，景式万代，将使多瘠咸诏，巨刺靡差。案说蠲疴，若对谈于涪水；披图洞视，如旧饮于上池，保我黎悉，介乎寿考。昔夏后叙六极以辨疾，帝炎问百药以惠人，固当让德今辰，归功圣域者矣。时天圣四年岁次析木秋八月丙申谨上。

   【思考题】

  1.王惟一重修“明堂图经”的理由是什么？

  2.王惟一对针灸学的贡献有哪些？

  3.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补充了哪些经穴？ 经穴总数有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