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庞安时

针灸学堂

第二节 庞安时

一、生平与著作

  庞安时（1042—1099年），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北宋医学家，蕲州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人。出身于医学世家，年轻时即研读《内经》等经典著作，融会贯通，多有发挥，尤其对伤寒温病有独到见解，医术高明，常十愈八九，名盛江淮。庞氏一生著书众多，计有《难经解义》《本草补遗》《验方书》《伤寒总病论》。目前仅存《伤寒总病论》,余皆亡佚。

  《伤寒总病论》记载了庞氏丰富的临床经验，其特点是阐发温热病，主张要明辨温病与伤寒不同，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庞氏一生活人无数，临证多以针灸药并重，且针术精妙，除《伤寒总病论》集中体现了其针灸学说外，苏轼《东坡杂记》《仇池笔记》中亦有医案记载。

二、学说与贡献

  （一）以经络理论阐释伤寒病机

  庞氏用经络理论论述外感伤寒传变的病机，“天寒之所折，则折为阳气，足太阳为诸阳主气，其经夹脊齊， 贯五胜六腑之腧，上人脑， 故始则太阳受病也。以其经贯五脏六腑之腧，故病有脏腑传变之候。以其阳经先受病，故次第传人阴经，以阳主生，故足太阳水传足阳明土，土传足少阳木，为微邪。以阴主杀，故木传足太阴土，土传足少阴水，水传足厥阴木，至第六七日，当传足厥阴肝。木必移气克于脾土，脾再受贼邪，则五脏六腑皆危殆矣”（《伤寒总病论·卷一·叙论》），详述六经传变规律。同卷中还有“太阳证”“阳明证”“少阳证” “ 太阴证”“少阴证”“ 厥阴证”“ 两感证”“三阴三阳传病证”，阐述其不同的证候表现。如“ 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而腰脊强”。

  庞氏不但以经脉理论阐述证候规律，同时还强调治疗不当亦导致传变，如论述阳明证时指出：“有三阳阳明者，其太阳阳明，本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也。少阳阳明者，本传到少阳，因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难也。正阳阳明者，病人本风盛气实，津液消铄，或始恶寒，汗出多，寒罢而反发热，或始得病便发热狂言也。”

  可以看出，庞氏既遵仲景六经辨证之旨，又多有发挥，强调根据经络理论阐释伤寒病机，对研究经络病机多有启迪。

（二）阐发仲景用针施灸思想

  庞氏治疗伤寒病证虽以方药为多，但亦配合使用针灸之法，多遵循阳证针刺、阴证用灸的原则。如《伤寒总病论·卷一·太阳证》认为：“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卷二“可发汗证”进一步论述了针刺风池的原因：“ 风池是少阳之经、阳维之会，不针天柱而取风池者，阳维维诸阳，巨阳与诸阳主气故也。”卷二“ 和表证”提倡刺治阳明中风证：“ 阳明中风，脉浮弦大，而短气，腹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卷六“伤寒暑病通用刺法”集中论述了伤寒暑病的针刺处方：“ 热病七八日，脉口动，喘而眩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热病先手臂痛，刺手阳明太阴汗出止。热病始于头手者，刺诸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肋满，刺足少阴少阳。热病始足胫痛者，先取足阳明而汗出。”同卷还强调两经并病的针刺治疗：“太阳与少阳并病，头痛或眩，时如结胸，心下必坚，当刺泻肺俞、大杼。”卷一“太阳证”中还论述了针刺具有防止疾病传变的作用：“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其经竞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补足阳明土足三里穴。”

  庞氏治疗阴证强调使用灸法。如卷一“少阴证”记载：“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卷一“厥阴证”强调：“病者手足冷，小腹按之痛，此结冷在膀胱关元也，当关元灸之。” 卷三“ 阴毒证”论述阴毒证“ 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坚强，气不得息，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脉沉细而紧”，以甘草汤、反阴丹治疗，若病势不减，“ 便于脐下一寸半灸之，须是大炷百壮，未愈可至二百壮；若手足极冷，小便涩，小腹硬，疠痛囊缩，即须更于脐下四寸，如前灸之”，强调重灸气海、中极治疗阴毒证。

  庞氏阳证针刺、阴证用灸学说与仲景一脉相承， 在卷一“ 叙论”中总结为：“若阴独盛而阳气暴绝，必四肢逆冷，脐筑凑痛，身疼如被杖，面青，或吐，或利，脉细欲绝，名日阴毒也，须急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气复生，澉然汗出而解也。若阳独盛而阴气暴绝，必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如锦文，或下利赤黄，脉洪实或滑促，名曰阳毒也，宜用针泄热，服以苦醋之药，令阴气复生，戢然汗出而解也。”由此可见，庞氏阳证针刺是因针刺具有泄热存阴之功，阴证用灸则因灸法有散寒助阳之效。

（三）阐发仲景不宜针灸思想

  《伤寒总病论》多处强调不当针灸可造成严重危害。如卷三“痉证”记载：“ 太阳病发汗太过，因致..痉病不宜大发汗及针灸，宜小汗之。”卷二“可灸不可灸证” 指出：“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 内功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脉浮当以汗解，而反灸之，邪无从去， 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当重而章，此为火道，若欲自解，当先烦，烦乃有汗，随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以知汗出而解，脉浮热盛而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咽躁必唾血。不当灸而误灸，令火邪人腹，干错五脏，重加烦而死。”

  庞氏认为妄用灸法将助长阳热之邪，迫伤阴液，导致“火邪证”“火协证”， 不但灸法有此危害，而且“温针”“烧针”不当亦可致此。如卷一“ 阳明证”指出：“阳明病脉浮而紧，咽干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而反恶热，身重....加温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眼。”卷五“伤寒感异气成温病坏候并疟证”强调：“风温之为病，脉阴阳俱浮，汗出体重，其息必喘，嘿嘿但欲...加温针则耳聋难言。”卷二“ 火邪论”认为“火邪之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灸及烧针后，证似火劫者，并宜火劫治之，烦躁惊及狂，用六石风引汤尤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亦通用”，不但指出安用烧针的危害，更论述了救治方法。

  以上均是阳证妄用艾灸、烧针、温针后的严重后果，庞氏告诫必须禁用，危害多与艾灸、烧针、温针偏重火热刺激而助阳热之邪有关，可供临床参考。但最后结论，尚待进一步论证。

三、临床应用与学术影响

  庞氏在仲景有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 丰富了伤寒六经辨证及阳证针刺、阴证用灸学说，对后世针灸治疗外感病有所启迪。如《针灸聚英·卷二》论述伤寒烦躁证的治疗时说： “邪气在里，烦为内不安，躁为外不安。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既冷，烦躁，灸厥阴俞穴。”卷四“杂病歌。伤寒”强调：“阴证伤寒神阙攻，灸壮须及二三百。”《针灸集成·卷二伤寒及瘟疫》更为详尽地记载了针灸治疗：“阴证伤寒弥留不能退热，乃中气不足之致， 脐中百壮，不愈加灸五十壮，或填盐炼脐。伤寒过六日不解者，期门、关元、太冲、下三里、内庭。余热未尽，曲池、合谷、太冲、下三里、内庭。”以上论述都受到庞氏学说的影响。

  现代学者用六经辨证学说对外感病辨经施治，如张氏采用膀胱经走罐治疗感冒200例，均有鼻塞、流涕、喷嚏、恶寒、发热、头痛、四肢腰背酸痛等症状，病程1~3天。沿着膀胱经大杨至大肠俞走罐至皮肤潮红，然后将火罐停于大椎穴，留罐5分钟后起罐，隔日治疗1次。结果治疗3天内症状、体征消失者134 例，占67%；治疗7天内症状、体征消失者61例，占30.5%； 7天内症状、体征无明显减轻5例，占2.5%，总有效率97.5%，说明六经辨证对临床有指导意义[张弘·膀胱经走罐治疗感冒200例·中国针灸，1995, （5）： 21]。临床也有采用针刺治疗外感伤寒，如高氏针刺大椎、合谷治疗流行性感冒引起发热373例，24小时以内体温恢复正常者198例，48小时以内恢复正常者108例，72 小时以内恢复正常者16例，患者在体温开始下降或体温恢复正常时，其他症状也随着减轻或消失，说明针刺治疗阳证有很好的效果[高国巡·针刺治疗急性发热521例临床观察·中国针灸，1989， （1）： 4-5]。

四、阅读文选

  叙论（《伤寒总病论》卷）

  庞日：天寒之所折，则折阳气。足太阳为诸阳主气，其经夹脊齊，贯五脏六腑之腧，上人脑，故始则太阳受病也。以其经贯五脏六腑之腧，故病有脏腑传变之候。以其阳经先受病，故次第传人阴经。以阳主生，故足太阳水传足阳明土，土传足少阳木，为微邪。以阴主杀，故木传足太阴土，土传足少阴水，水传足厥阴木。至第六七日，当传足厥阴肝，木必移气克于脾土，脾再受贼邪，则五脏六腑皆危殆矣。荣卫不通，耳聋囊缩，不知人则死，速用承气汤下之，则可保五死一生。勿从容拯溺，病患水浆不人，汤液不下，无可奈何也。《素问》云：脾热病则五脏危。又云：土败木贼则死。若第六七日传厥阴，脉得微缓、微浮，其证寒热似疟，此为必愈，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和之。微缓、微浮为脾胃脉也，故知脾气全不再受克，邪无所容，否极泰来，荣卫将复，水升火降，则寒热作而大汗解矣。人将大汗必冒昧者，若久旱天降时雨，六合皆至昏昧。雨降之后，草木皆苏，庶物明净，《玉册》所谓换阳之吉证也。

  【思考题】

  1.庞安时的针灸学术思想主要有哪些？

  2.庞安时的针灸学术思想对后世有何影响？

  3.庞安时针灸学术思想在临床上如何应用？请举例说明。